08-08-2022星島日報(美西版)

中國時事雜誌 2022年8月8日　星期一 A13 singtaousa.com 澎 湃新聞報道，今年是阿鳳姐在北京做外賣 騎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會以 「騎手」的身分開始北漂生活。到北京之前，她 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漢經營一家汽車美容店， 掙錢的速度趕不上虧錢的速度，阿鳳姐關停了 汽車美容店，欠下了十多萬的債務。 2019年，為了還債，以及逃離創業潰敗的 窘迫，阿鳳姐和丈夫決定北漂，找一份掙錢多 的工作。42歲的阿鳳姐，是金融專業畢業的本 科生，曾考入家鄉體制內的崗位，又辭職創 業。她說：「我想著我有學歷，年齡也不算太 大，在網上投遞簡歷試試，哪知道是跑外賣？」 多份求職申請敗在超齡 阿鳳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區一個月租 一千多元的小單間裏，15歲的女兒留在老家由 親戚照料。為了維持生計和按時還上每月兩千 元的債務，阿鳳姐希望找一份按時發薪資的工 作。丈夫目前沒有工作，每天騎共享單車四處 尋找投資的機會，想用手頭的積蓄在北京做點 小生意。但阿鳳姐不贊成，「現在疫情這麼嚴 重。」 她面試過超市領班崗位，對方開出的薪資 6500元，不包吃住，職責包括點貨出貨、物品 分類、排班，還要會用電腦。這些她都能勝 任，但卡在了「年齡要求38歲以下」這一條。後 來，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試邀約，都先問對方「有 沒有年齡要求？」但大多數超市要求的年齡上限 是35歲。 有房地產公司給她拋出橄欖枝，銷售崗 位，底薪2000元一個月，提成另算。她偷偷詢 問門店裏一個幹了兩年的女孩，對方告訴她， 薪資穩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職的念頭。 接到招聘外賣騎手的電話時，她有些意 外。對方告訴她：「好好幹六七千，努力幹 八九千，使勁幹月薪過萬。」只要會騎電動車， 下載一個導航和一個外賣接單平台APP，隨時 都能上崗，這讓她感到心動。 為照顧孩子 做眾包騎手 今年32歲的柳青在天津做外賣騎手，同樣 是迫於生計。在成為外賣騎手之前，柳青和丈 夫在天津經營一家小飯館。由於新冠疫情暴 發，客流量銳減，夫妻倆在2020年關停了飯 館，丈夫去了其他餐館打工，她則回河南信陽 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經有一個7歲的女兒，但在她的老 家，大多數的家庭都有兩三個孩子，家裏人也 希望她再生一個兒子。孕育二胎的過程並不 順利，在她懷孕5個月的時候，產檢發現胎兒 有60%的幾率發育不良。柳青不敢冒險生下孩 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這樣的家庭能承 受的」，迫於無奈，她在胎兒7個月大的時候選 擇流產。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 津後，她時常感到焦慮。「錢也沒掙到，小孩也 沒有照顧好，感覺自己很沒用。」平日裏丈夫在 飯店工作，每天晚上10時才下班，回家躺下就 睡了，節假日也不休息。她一個人照顧女兒， 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她嘗試過做小時工，但 最繁忙的飯點，她要去學校接女兒放學，節假 日活兒忙的時候，她又要在家給女兒做飯，輔 導孩子功課。 但就算再難，她也不願意把孩子送回老家 做留守兒童。「因為我上小學的時候，父母出去 打工，我留守過一段時間，我知道那種滋味，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 柳青每天早上8時送女兒去學校，晚上5時 30分再去接女兒下晚托班，生活的重心始終在 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兒上小學一年級，她才 有時間出來工作。她在外賣平台做眾包騎手， 「時間自由一點，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和柳青一樣，為了照顧孩子選擇做眾包騎 手的的女性不在少數。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 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和她的團隊，曾在2020 年3月至2021年6月訪談過30位女性外賣員，其 中有8人出於照顧孩子的需求選擇從事眾包送 單。 在孫萍看來，女性騎手大多從農村出來， 在傳統的家庭裏，女性往往背負著更多的家庭 責任，外賣員的工作靈活性更強，能夠兼顧教 育、照料孩子的職責，繼而成了一部分女性迫 於無奈的一種就業選擇。 根據孫萍的觀察，近兩年女性外賣員數量 明顯增多。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外貿出口行 業、旅遊行業、教培行業等女性從業者聚集的 行業受到的衝擊明顯，不少從業者面臨被裁 員、降薪，或生意停擺，她們迫切需要一份入 行門檻低、有薪資優勢，且薪資發放及時的工 作，外賣行業成了她們的臨時「落腳點」。 在 外 賣 員 這 個 男性主導的行業裏， 女騎手們人到中年，面臨事業、婚 姻、育兒等多重困境，為了從「一 團糟」的生活裏掙扎出來，穿上外 賣騎手工服，戴上頭盔，騎上電動 車馳騁於城市街頭。經歷過在220 多人的工作群裏，只有零星幾個同 類的孤獨，體會過在體力、速度等 多方面被男騎手碾壓的挫敗，也有 過面對外界審視時的自卑。騎手的 工作或許並非最終的落腳點，在這 個不穩定的職業裏，她們試圖尋找 自己的位置，與生活搏鬥。 本報訊 男騎手車速快體力好 女性跑單量追不上 一般情況下，外 賣騎手接到3公里內 的訂單需要在30分鐘 內完成取餐、等餐、送餐全部流 程。2019年，孫萍的團隊曾做過實 驗，在不超速、遵守交通規則的情 況下送外賣，會顯示訂單超時。不 少外賣騎手都表示，為了不超時及 完成更多的訂單配送，「沒有騎手 的電動車是沒有被改裝過的。」 阿鳳姐發現，同行中很多男騎 手騎電單車送外賣，車速快的時候 達到80km/h，但女騎手幾乎都沒 有電單車駕駛證，清一色騎電動 車，買車的時候即使調大了限速， 但最快也只能開40km/h。由於電 單車車頭重，大多數女騎手手勁不 夠，無法控制好方向。此外，電單 車百公里油耗一般在2.5-3升，意味 著百公里僅油耗就將近25元。如果 騎手單位時間裏跑單的數量少，則 不及使用電動車划算。 阿鳳姐跑10單的時間，男騎手 能跑15單。為爭一口氣，她曾有一 段時間在別人休息吃飯時繼續跑 單，想把被落下的5單掙回來。「結 果自己沒有吃好，沒有喝好，也沒 有休息好。後來我一想算了，不能 為了三四十元錢和自己較真。」現 在她每天完成了自己設定的300元 的目標就收工，不再拿自己和男騎 手作比較。 柳青也有過為自己車速太慢而 焦慮的時刻。她沒有電單車駕駛 證，也害怕出事故，電動車不敢開 得太快。遇到顧客催單，要靠邊停 車後才敢接電話。在非機動車道， 如果有騎手想要超車，也會主動避 讓。但她經常見到男騎手一隻手扶 車把，一隻手接電話，速度像飛一 樣。「看他們騎車，我都害怕，在 路上真的是玩命。」 大型超市的門口，通常聚集 著很多騎手。一些重量在20公斤 以上的超市訂單，配送費用能達 到10-15元，比如配送成箱的桶裝 水、1.5升的食用油、大米、西瓜 等。接過幾次這樣的訂單後，柳青 渾身酸痛，肩膀、後背貼上膏藥， 好久緩不過來，她主動將目光投向 藥房、便利店配送費用3-5元的訂 單。柳青曾做過一個調查問卷： 「搶訂單的時候，你最希望看到訂 單上顯示甚麼資訊？」她回答：「我 唯一的願望是顯示訂單重量。」 孫萍形容外賣系統的演算法 體系在勞動強度、管理規則等方 面具有明顯的男性氣質。「演算法 後台的數據來源，大部分是基於 男性數據制定的標準，那麼越來越 多女性加入這個行業就會有明顯的 不適。」有些地方的外賣站點會根 據配送難度分等級。孫萍解釋，比 如有的站點工作強度大，高峰時段 訂單特別多，訂單重量大，特別容 易超時，各種各樣的條件限制比較 多，訂單的配送價格也更高。女性 面臨先天短板，跑10元/單的訂單 很辛苦，會自動下沉到訂單價格 低，相對輕鬆的站點。就算她們去 難度等級高的站點應聘，站點的騎 手也會說，「這個地方你幹不了」， 「我們之前沒有女騎手，我們招的 都是精幹厲害的男性來幹的。」 ■在上海封閉抗疫期間，一名 手提生鮮食品的外賣員抵達一 小區入口。 新華社 觀察 特別 在孫萍的觀察裏，女騎手們為了適應男性化的 工作環境，通常採用兩種生存策略：第一種是用男 性氣質包裝自己，強調自己具備在這個行業生存下 來的能力。第二種是展現「笑臉迎人、嘴甜、慢慢 說、包容心大」等女性氣質，將性別身分與騎手身 分對接和融合，將「示弱勞動」轉化為「優勢勞動」。 「去性別化」像是女騎手在外賣行業的一層保護 色，在上海寶山區做外賣騎手的張玲，採取的是第 一種模式。她經常自嘲「男騎手都不把我當女的」。 張玲所在的站點有70多名騎手，她在站點的排 名常常位居前三。每次騎手排名更新，都有男騎 手在群裏議論：「你們這些大老爺們，還不如一個 女的。」選擇外賣騎手這份工作，張玲的目的很明 確，就是多掙錢。她的老家在四川農村，14歲的女 兒和8歲的兒子都在讀書的年紀，家裏前幾年裝修 房子，欠下不少外債。為了在這個男性優勢的行業 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機會，她每天早上7時多 上線接單，搶後台積壓派不出去的訂單。在張玲看 來：「我的車子能馱動40斤的東西，我就盡量自己 送40斤的東西。只要能吃苦，（這份工作裏）女的不 比男的差。」 阿鳳姐的想法則不一樣，她說：「畢竟咱們是 個女的，該示弱就要示弱。」孫萍和其調研團隊也曾 在論文《平台、性別與勞動「: 女騎手」的性別展演》 中提到：一些女騎手不會一味選擇證明自身不輸男 性的體力和能力，而是通過遵從傳統的性別規範， 即承認並利用「弱女子」的身分，來積極調度周邊資 源、尋求幫助。在午高峰時段，寫字樓的電梯總是 人滿為患。為了趕時間，阿鳳姐常常聲音清脆地喊 一聲：「哪個帥哥去六層呀？幫個忙唄，幫我把餐 放到6層的架子上。」「人家100%都會幫忙，嘴巴甜 一點人家都高興」，阿鳳姐說。 每次接女兒放學，柳青會特意隱藏自己的騎手 身分，把電動車停在遠離學校正門口的地方，在外 賣箱裏備一件棉馬夾或者衝鋒衣，穿在工服外面再 去接女兒。她形容「自己一到學校門口，（氣場）立 馬變成1.2米，怕被別人看見。」 「擔心自己混得沒有其他媽媽好，被別人瞧不 起。」這是柳青始終邁不過去的一道坎。她記得有一 次，因為送錯訂單，晚來了學校接女兒，老師想打 電話催一下她，女兒卻攔住老師，「你別給我媽媽 打電話，我媽媽是送外賣的，你要給她打電話，她 一著急就會摔跟頭。」她知道後，又好氣又好笑： 「我天天藏著掖著，怕別人知道我做騎手，你怎麼 告訴老師了？」女兒毫不在意，誇獎她：「你幹的這 個工作很偉大很辛苦。疫情很多地方都封了，如 果沒有外賣員，好多東西他們都收不到。」柳青發 現，真正覺得自卑的人其實是她自己。 柳青喜歡騎手工作的自由，但不打算長期從 事。她更希望找一份能上保險的、正式的工作，也 不耽誤接送孩子。如果疫情好了，她計劃開一家蛋 糕店。「我從小在老家長大，很少吃過蛋糕。出來 打工之後，只有過生日才買蛋糕，一直對這個東西 挺喜歡的。」 ■在以男性為主的外賣員行業內，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圖為上海一家書店的工作 人員將書籍遞給外賣員。 新華社 有的「去性別化」 有的主張「示弱」 外界眼光固化 愛美騎手受爭議 特意隱藏騎手身分 孩子誇獎扭轉心態 子女工作難平衡 常感分身乏術 相比起體力弱勢，如何「平衡」好照顧女兒 和騎手工作更讓柳青感到「分身乏術」的無力 感。「有時候孩子放假，帶著她送餐，就算心裏 著急，也寧可慢一點，不會闖紅燈或者逆行。」 柳青帶女兒送單時，她一次只搶一到兩單，遇 到有遊樂設施的社區，還會陪女兒多逗留一會 兒。這也意味著帶女兒送餐，一天的收入只有 平常的一半，不到100元錢。同時，她害怕被人 說閒話——「還帶著孩子送外賣？」以及旁人的 特殊照顧。比如，商場的保安看到她帶著孩子 取餐，勸她：「錢是掙不完的。」等紅綠燈時，交 警也責怪她：「帶著孩子送外賣多不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平台做活動，配送費用更 高，她讓女兒站在旁邊銀行的門簷下避雨，自 己去店裏取餐。回來後，發現女兒手裏抱著一 件好心人留下的外套。 柳青時常感到內疚，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辦 法。如果她不帶著女兒送外賣，怕女兒因為害 怕胡同裏的野貓，不敢出門上廁所；怕女兒出 門和小朋友玩走失了；也怕女兒吃不上一口熱 飯。有一次給獨自在家的女兒訂了外賣，由於 女兒沒看到外賣盒旁邊密封的開口，把蓋子快 砸爛了也沒打開。午高峰時，女兒給她打了 五六個電話，她心疼女兒，卻只能說：「不要再 給我打電話了，我趕緊送完就能回家。」還有一 次，女兒去同學家玩，她回來時找遍了周圍也 沒看到女兒，害怕得報了警。她說：「從那次以 後，我再沒有把女兒一個人留在家裏。」 阿鳳姐是愛美的，每天早晨出門，她都會花一 個小時打扮，粉底液、防曬霜、睫毛膏、眼影、眼 線一樣不落，再換上乾淨的速乾服和一塵不染的鞋 出門。送外賣的途中，每隔兩個小時，她要去公共 衛生間補防曬，擦乾淨下眼皮暈染的睫毛膏，重新 補一遍。取餐的時候，她不哄搶，也不說話，就往 那裏一站等著叫號。別人問她：「你等誰呀？」「我 等單。」對方往往後移一小步，上下打量她，「你搞 得那麼乾淨，不像跑外賣的。」 對於外賣騎手職業，阿鳳姐坦承內心缺少認 同，有關職業的自卑感在一次次親身經歷中累積。 「這個職業在社會中是比較底層的，不受人尊敬 的。」她記得有次去喝咖啡，沒有脫掉工服。侍應給 她推薦了10元一杯的咖啡，但點餐顯示幕上大部分 咖啡價格都在40元以上。這讓她感覺受了冒犯。 去看電影的時候，檢票員會仔細打量著身著工 服的她。有時進入高端商場，或是到高檔社區送 餐，也有可能被保安要求脫了工服再進去，或者打 電話讓顧客下來拿。她不能理解，「我脫了工服就 不是外賣員了？既然社會需要外賣員這個角色，為 甚麼別人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面對這些細微 的挫敗時，她只能自我安慰，「等姐有錢了，一次 性充一萬的卡，在他們面前瀟灑一回。」 孫萍也指出，這個社會對於女性的審視從來沒 有停止過，從最早時女性被養在深閨，到現在從事 坐辦公室的細活、輕活、體面一點的工作。但女性 外賣騎手和我們設想當中或者社會期望的女性表徵 是相反的，所以她們面臨的心理壓力是巨大的。 站點的站長也說過阿鳳姐：「能不能把自己搞 得像外賣員一樣。」她反駁道：「外賣員應該甚麼 樣？一定就得素面朝天，連指甲油都不能塗嗎？這 點自由都沒有了嗎？」「大環境認為一個跑外賣的， 不應該把自己搞那麼精緻。」她按照公司的要求穿工 服，不穿高跟鞋，除此之外，她不願再為了別人的 目光做任何妥協。 零星同性 體力不及 職業不穩 外賣業男性唱主調 女騎手奮力搏生活 ■騎手每天可說是風裏來雨裏去。圖為在雲 南昆明，外賣員騎車經過淹積水路段。 中新社